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1

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研发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孟炜行为保全申请案

　　（一）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于2012年5月入职礼来中国公司，双方签订了《保密协议》。2013年1月，被申请人从礼来中国公司的服务器上下载了48个申请人所拥有的文件（申请人宣称其中21个为其核心机密商业文件），并将上述文件私自存储至被申请人所拥有的设备中。经交涉，被申请人签署同意函，承认下载了33个属于公司的保密文件，并承诺允许申请人指定的人员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此后，申请人曾数次派员联系被申请人，但被申请人拒绝履行同意函约定的事项。申请人于2013年2月27日致信被申请人宣布解除双方劳动关系。2013年7月，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以黄孟炜侵害技术秘密为由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提出行为保全的申请，请求法院责令被申请人黄孟炜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从申请人处盗取的21个商业秘密文件。为此，申请人向法院提供了涉案21个商业秘密文件的名称及内容、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并就上述申请提供了担保金。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被申请人获取并掌握了申请人的商业秘密文件，由于被申请人未履行允许检查和删除上述文件的承诺，致使申请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存在被披露、使用或者外泄的危险，可能对申请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符合行为保全的条件。2013年7月31日，该院作出民事裁定，禁止被申请人黄孟炜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申请人美国礼来公司、礼来中国公司主张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21个文件。

　　（三）典型意义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行为保全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全部民事案件领域。行为保全措施是权利人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其权利的有效手段。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积极合理采取知识产权保全措施，可以充分利用保全制度的时效性，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对于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具有重要促进意义。本案系我国首例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适用行为保全措施的案件，凸显了人民法院顺应社会需求，依法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践努力。

案例2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高明威极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海天公司是“ ”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该商标注册于1994年2月28日，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酱油等。威极公司成立于1998年2月24日。威极公司将“威极”二字作为其企业字号使用，并在广告牌、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在威极公司违法使用工业盐水生产酱油产品被曝光后，海天公司的市场声誉和产品销量均受到影响。海天公司认为威极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商标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威极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威极公司在其广告牌及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侵犯了海天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威极公司的两位股东在该公司成立前均从事食品行业和酱油生产行业，理应知道海天公司及其海天品牌下的产品但仍将海天公司“”注册商标中的“威极”二字登记为企业字号，具有攀附海天公司商标商誉的恶意，导致公众发生混淆或误认，导致海天公司商誉受损，构成不正当竞争。遂判决威极公司立即停止在其广告牌、企业厂牌上突出使用“威极”二字，停止使用带有“威极”字号的企业名称并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工商部门办理企业字号变更手续，登报向海天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海天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655万元。在计算损害赔偿时，审理法院根据海天公司在16天内应获的合理利润额以及合理利润下降幅度推算其因商誉受损遭受的损失，并结合威极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等因素，酌定海天公司因产品销量下降导致的利润损失为人民币350万元；同时将海天公司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制止侵权结果扩大而支出的合理广告费人民币300万元和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一并纳入赔偿范围。威极公司提起上诉后在二审阶段主动申请撤回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因威极公司违法使用工业盐水生产酱油产品的“酱油门”事件而引发的诉讼，社会关注度较高。法院在案件裁判中通过确定合法有效的民事责任，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在停止侵害方面，法院在认定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之后，判决被告停止使用相关字号并责令其限期变更企业名称，彻底杜绝了再次侵权的危险。在损害赔偿方面，在有证据显示权利人所受损失较大，但现有证据又不足以直接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的情况下，通过结合审计报表等相关证据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使损害赔偿数额更接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使权利人所受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同时，法院将权利人为消除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影响、恢复名誉、制止侵权结果扩大而支出的合理广告费纳入赔偿范围，体现了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力度和决心。

案例3

宝马股份公司诉广州世纪宝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宝马公司在中国拥有注册在第12类汽车等商品上的“BMW”、“”、“宝马”等商标及在第25类服装商品上的“”商标。世纪宝驰公司生产并销售标注“”、“FENGBAOMAFENG及 ”、“丰宝马丰FENGBAOMAFENG及”等标识的服装产品，并在其网站及店铺上显著标注“FENGBAOMAFENG及图”等标识，在服装吊牌、网站、宣传图册等处使用“德国世纪宝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宝马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世纪宝驰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世纪宝驰公司在其生产的服装及宣传中突出使用与宝马公司的注册商标相近似的被诉侵权标识，侵犯了宝马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其在服装吊牌等处使用“德国世纪宝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意在利用宝马公司的商誉牟取非法利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宝马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世纪宝驰公司侵权的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时间长、范围广、获利巨大，远远超过人民币200万元，侵权情节极其严重，加之宝马公司的涉案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宝马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亦支付了合理费用。为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充分实现，加大侵权代价，降低维权成本，对宝马公司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额支持。据此，判决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同时，针对世纪宝驰公司的恶意侵权行为，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10万元的民事制裁，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其对侵权行为进行全面查处。2013年初，国家工商总局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工商部门调查处理涉嫌侵犯宝马股份公司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各地工商局随即对涉及侵犯宝马股份公司商标权的傍名牌仿冒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处理。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加大恶意侵权行为惩处力度的典型案例。首先，在赔偿数额的确定方面，在现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获利远远超出商标法规定的50万元法定赔偿最高限额和权利人索赔请求的情况下，考虑到侵权人属于组织化的大规模侵权、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时间长、范围广、获利巨大等因素，二审法院没有采取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而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运用裁量权酌定赔偿数额，全额支持了权利人的诉请。其次，在加大侵权代价方面，根据本案侵权人有组织、规模化恶意侵权的实际情况，在行政机关未进行过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本着加大惩处力度的精神，二审法院依法对侵权人采取民事制裁措施。最后，审理法院结合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其他未经处理的侵权行为，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提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工商部门根据该司法建议积极行动，切实打击了恶意侵权行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表明了中国法院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和行动。

案例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美的公司生产了型号为KFR-26GW/DY-V2（E2）等四种型号的“美的分体式空调器”产品。格力公司以美的公司制造销售的上述产品侵犯其“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的方法”发明专利权为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损失以及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KFR-26GW/DY-V2（E2）型空调器在“舒睡模式3”运行方式下的技术方案侵犯了涉案发明专利权。该被诉侵权产品所附安装说明书明确记载了“舒睡模式3”的功能，并载明该说明书适用于其余三款空调器产品，可以推知该三款空调器亦具有“舒睡模式3”。本案四款被诉侵权产品属于同一系列，仅功率不同而功能相同，符合产业惯例。美的公司虽主张该三款空调器的功能存在差别因而不构成专利侵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在此情况下通过现有证据可以推知该三款空调器也具有相同的“舒睡模式3”，侵犯了涉案专利权。关于赔偿数额，美的公司仅提供了型号为KFR-26GW/DY-V2（E2）空调器产品的相关数据，可以确定该型号空调器产品的利润为人民币47.7万元。美的公司在一审法院释明相关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拒不提供其生产销售其它型号空调器的相关数据，可以推定美的公司生产的其余三款空调器产品的利润均不少于人民币47.7万元。故综合本案全部证据确定美的公司应赔偿格力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较大。二审法院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合理适用事实推定规则和举证妨碍制度，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准确确定侵权赔偿数额，贯彻了加大司法保护力度的精神。在侵权事实认定方面，在依法认定特定型号侵权产品构成侵权的基础上，根据与专利技术特征有关的说明书的记载，结合当事人虽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的具体情况，合理推定另三款产品亦构成侵权。在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方面，积极运用举证妨碍制度。侵权人持有其他三款产品的侵权获利证据而拒不提供，二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推定该三款产品的获利均不低于第一款产品，据此运用裁量权在专利侵权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确定赔偿，加重了侵权人的侵权代价。

案例5

亚什兰许可和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北京天使专用化学技术有限公司诉

北京瑞仕邦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苏州瑞普工业助剂有限公司、魏星光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亚什兰公司系“水包水型聚合物分散体的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权利人，天使公司经亚什兰公司许可在中国大陆境内合法使用上述专利。该发明专利系一种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但利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并非新产品。魏星光于1996年进入天使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天使公司总经理和亚什兰中国区业务总监职务，后离职并成为瑞仕邦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在瑞普公司成立后又担任该公司董事。瑞普公司和瑞仕邦公司生产制造并销售了与涉案方法专利所生产的产品相同的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亚什兰公司和天使公司虽通过申请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公证保全等多种方法调查收集涉及被告生产工艺的证据，但仍未获得能够证明被告完整生产工艺技术方案的全部证据。亚什兰公司和天使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瑞仕邦公司和瑞普公司生产销售的上述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构成专利侵权，魏星光构成帮助侵权，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和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同时针对本案被告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相关联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专利方法涉及的产品是一种具有特定客户群的工业用化学制剂，权利人既无法从公开市场购买，又无从进入瑞普公司车间获知该产品完整的生产工艺流程，亚什兰公司已尽合理努力穷尽其举证能力但仍难以证实被告确实使用了其专利方法。考虑到魏星光及瑞普公司主要技术人员原均系天使公司工作人员，有机会接触到涉案专利方法的完整生产流程，同时瑞普公司虽主张其生产工艺中某些物质的添加方式和含量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不同，但在法院释明的情况下仍拒绝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使用专利方法生产完全水性聚合物浓缩液的可能性较大，在被告未提供进一步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可以认定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侵犯了涉案专利权，瑞普公司和瑞仕邦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在此基础上，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方案：瑞仕邦公司、瑞普公司和魏星光承诺不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瑞仕邦公司和魏星光就本案被诉侵犯专利权行为支付亚什兰公司人民币1500万元补偿金，就相关联的被诉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支付亚什兰公司人民币700万元补偿金。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合理运用证据规则以事实推定的方式认定侵犯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权并通过调解达成高额补偿金的典型案例。由于侵权证据的难以获得性，产品制造方法专利尤其是不属于新产品的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一直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难点。本案中，审理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权利人已尽合理努力并穷尽其举证能力，结合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产经验，能够认定同样产品经由专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较大的前提下，不再苛求专利权人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而将举证责任适当转移给被诉侵权人。同时，审理法院在被诉侵权人不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其使用了专利方法。这种方法合理减轻了方法专利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对于便利方法专利权利人依法维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审理法院出于妥善解决社会矛盾的考虑，在案件审理中聘请技术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确保案件事实认定质量，并在查明事实和明确是非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达成以合计支付人民币2200万元高额补偿金为条件的调解协议，切实维护了权利人的利益。

案例6

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锐邦公司作为被告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经销商，与强生公司已有15年的经销合作关系。2008年1月，强生公司与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2008年3月，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2008年7月，强生公司以锐邦公司私自降价为由取消锐邦公司在阜外医院、整形医院的经销权。2008年8月15日后，强生公司不再接受锐邦公司医用缝线产品订单，2008年9月完全停止了缝线产品、吻合器产品的供货。2009年，强生公司不再与锐邦公司续签经销合同。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在经销合同中约定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因执行该垄断协议对原告低价竞标行为进行“处罚”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439.93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相关市场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医用缝线产品市场，该市场竞争不充分，强生公司在此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本案所涉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在本案相关市场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同时并不存在明显、足够的促进竞争效果，应认定构成垄断协议。强生公司对锐邦公司所采取的取消部分医院经销资格、停止缝线产品供货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强生公司应赔偿上述垄断行为给锐邦公司造成的2008年缝线产品正常利润损失。据此判决强生公司赔偿锐邦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3万元。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国内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原告终审判决胜诉的垄断纠纷案件，在我国反垄断审判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案涉及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进行反垄断分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该案二审判决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评价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分析评价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其分析方法与结论对推进我国反垄断案件审判和反垄断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该案的判决，充分体现和发挥了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职能作用。

案例7

江西亿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余志宏等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原系珠海赛纳公司员工，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掌握珠海赛纳公司的品牌区、南美区、亚太区的客户资料以及2010年的销售量、销售金额及珠海赛纳公司产品的成本价、警戒价、销售价等经营性信息，并负有保守珠海赛纳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2011年初，余志宏与他人成立江西亿铂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成立中山沃德公司及香港Aster公司、美国Aster公司、欧洲Aster公司销售江西亿铂公司产品。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等人将各自因工作关系掌握的珠海赛纳公司的客户采购产品情况、销售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私自带入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以此制定了该二公司部分产品的美国价格体系、欧洲价格体系，并以低于珠海赛纳公司的价格向原属于珠海赛纳公司的部分客户销售相同型号的产品。经对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的财务资料和出口报关单审计，二公司共向原珠海赛纳公司的11个客户销售与珠海塞纳公司相同型号的产品金额共计7 659 235.72美元；按照珠海赛纳公司相同型号产品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计算，给珠海赛纳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 705 737.03元（2011年5月至12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 319 749.58元；2012年1月至4月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 385 987.45元）。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江西亿铂公司、中山沃德公司、余志宏、罗石和、肖文娟、李影红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江西亿铂公司罚金人民币2140万元；判处中山沃德公司罚金人民币1420万元；判处余志宏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判处罗石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李影红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肖文娟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最大一宗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的罚金总额高达3700万元，创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罚金数额全国之最。这是广东省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模式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成功范例，突出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充分体现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本案裁判无论是在罚金数额的计算还是自然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都体现了严厉制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导向。

案例8

宗连贵等28人假冒注册商标罪刑事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份，被告人宗连贵、黄立安共同出资成立油脂公司，自2008年8、9月份至2011年9月4日期间，雇佣多名工人在其公司内生产假冒“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的食用油并销售，同时将购进的非法制造的“金龙鱼”、“鲁花”注册商标标识对外销售；在明知宗连贵、黄立安生产的食用油系假冒的情况下，被告人陈金孝等仍接受雇佣，从事生产、销售，非法经营数额达人民币19 249 759.5元。2009年底至2011年，被告人刘志勇等人在明知宗连贵油脂公司生产的“金龙鱼”、“鲁花”食用油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仍多次购买并销售，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人民币。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被告人宗连贵、黄立安等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并且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应以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论处。被告人宗连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数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万元；被告人黄立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数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万元；被告人陈金孝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被告人刘志勇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7万元；其他24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和数量不等的罚金。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起利用刑事手段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该案的犯罪数额之高、危害之深、影响之广、判处的罚金之高，在全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罕见。该案是河南法院系统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典型判例，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精神。审理法院综合运用各种刑罚手段，不仅坚决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而且特别重视运用财产刑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处力度，注重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的能力和条件。本案28名被告人全部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同时判处罚金刑，罚金总额高达人民币2704万元，有力地震慑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